原题：《孔子世家》与《孔子家语》文本差异背后的立场简析
《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与《孔子家语》一样都是记录孔子言行和事迹的重要篇章，两种文本在内容和文字上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其中不少取材来源应该是相同的。不过，在 Van Ess 老师的带领下，通过对《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文本的对比阅读，学生发现两种文本有不少鲜明的差异。本文将对一些两者的差异所反映的作者立场的差异作一点探究。
首先是简繁处理的不同。很容易发现，两种文本中都提及的事件，《家语》更多时候比《世家》更详细。举数例如下：
（1）孔子母死，《世家》仅一笔带过：「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而《家语》则记录了孔子一段关于选择父母合葬和确定封墓如斧形的详细的讨论，以及孔子弟子下雨时为防墓崩而迟到的小插曲。
（2）季氏飨士一事，《世家》的记载也很简略：「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而《家语》又补充了细节，先有阳虎私下告诉孔子季氏飨士之事，后有「曾参问曰：『语之何谓也？』孔子曰：『己则丧服，犹应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3）孔子相鲁，「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世家》中仅此一句，而《家语》中记录了孔子在中都宰任上的作为，如「制为养生送死之节」，「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等，「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成效斐然。
（4）孔子过蒲反乎卫，《世家》仅载：「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而《家语·困誓》还记载了一段史鱼尸谏进蘧伯玉的故事。
（5）鲁桓厘庙燔一事，《世家》仅载：「夏，鲁桓厘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厘庙乎？』已而果然。」《家语·辨物》则记录了孔子与陈侯一段对话：「陈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今桓、僖之亲尽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三日，鲁使至。问焉，则桓、僖也。陈侯谓子贡曰：『吾乃今知圣人之可贵。』对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在这里孔子解释了作出「灾必于桓厘庙」的判断的原因。
（6）卫孔文子攻太叔一事，《世家》仅载：「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而《家语·正论解》还交代了孔文子将攻太叔的一系列缘由。
那么，这种文本差异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最浅显的一点，当然在于《孔子家语》全书都是以孔子为中心，言尽其祥自不为过；而《孔子世家》只是《史记》之一篇，受篇幅限制当然要去烦存精。但是这样讲，就觉得过于浅显了。因为任何作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在写作时总会抱有一定的立场，其价值观和立场对于其文本的安排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还会深究，《世家》和《家语》文本之差异，是两书作者怎样的价值观所影响的？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孔子的？
仍从文本出发去探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讲到自己作《史记》之初衷，其父司马谈临终前嘱咐他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的意思可以分成两层来看。第一是「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继而「续吾祖矣」，这是基于家族功业而讲的。第二层更深刻，以周公论歌显扬周代先祖之德、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为榜样，是要通过著书来保存承续华夏千年文明根基。后一层无疑更重要。司马迁自己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面对华夏悠悠文明之长河，面对前人所完成的彪炳史册的业绩，司马迁有一种与前人气息相通的精神归属感和当仁不让承续道统的历史使命感。
从这里出发，再看司马迁怎么看孔子。 《太史公自序》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司马迁既已着眼于整个华夏文明的承续，而非一人一事，则孔子只是文明长河中的一环。因而司马迁在史料选择上就有所取舍，他要凸显的主要是作为文明承续者的孔子，所以并非与孔子相关的所有言论、事迹和人物都值得载入史册，无关宏旨的或无谓重复的史料大可排除在外。这就可以理解，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始终以孔子为自己承续礼乐传统的理想事业而求索的道路为主线，讲述孔子为此理想事业的努力（如孔子相鲁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成功（如夹谷之会）、挫折（如在匡被围在陈绝粮）和受嘲（如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的嘲笑）。而像例（1）中讨论选择父母合葬和确定封墓如斧形的繁琐细节，例（4）中史鱼尸谏进蘧伯玉的故事，例（6）中孔文子将攻太叔的一系列缘由等，与主线关系显得游离，故舍而不用。至于例（3）中孔子在中都宰任上的作为，颇能表现孔子在事业上的努力，但是《世家》不载，可能是因为司马迁著书时没有看到这则材料，也可能司马迁出于文学上的安排，重点着墨于其后「夹谷之会」的叙述，而把这则材料略去，因为「夹谷之会」更能集中表现孔子出色的政治能力。
那么，《家语》作者的立场又如何呢？不妨先从例（2）中季氏飨士一事一窥端倪。 《世家》中只讲到「孔子由是退」，《家语》多了那段细节，用意何在呢？ 「曾参问曰：『语之何谓也？』孔子曰：『己则丧服，犹应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加上孔子的这一段解释有何用处？这里先要理解季氏飨士孔子欲往这件事的性质，阳虎为什么对孔子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是否合礼？据崔述：「礼丧者三年不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酒肉尚不可饮食，况敢受大夫之享乎。轻丧尚不与人乐之况重丧乎。孔子如是，不几贻笑于阳虎耶。家语亦觉其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谓阳虎吊孔子告以享士之事，而孔子曰：『某虽衰绖，亦欲与往。』以示不非阳虎之意，则其谬更甚焉。何则？虎吊而言享士，即失礼。其小焉者耳。衰绖而往，失礼大矣，以此答之，不亦甚乎。且虎果失礼，不非之足矣，曷为而更甚之，是谄也。不往而伪告以欲往是欺也。圣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录。」由此可见，季氏飨士而孔子衰绖欲往，是很大的失礼。 「家语亦觉其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家语》补充孔子解释说是为了「示不非阳虎之意」才表示欲往，是在掩饰孔子的失礼。崔述认为孔子是圣人，不会这样失礼，此事不真实。我们姑且将季氏飨士孔子欲往此事的真实性搁置不谈，而著眼于《家语》对孔子的立场。显然，此处《家语》在维护孔子的必不失礼的道德形象。
再看其他例子，《家语》似乎一直在渲染孔子的正面形象。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因为《家语》从儒家学派的立场出发，要宣扬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要维护孔子的崇高形象。例（1）中孔子讨论选择父母合葬和确定封墓如斧形，表现了孔子的知礼；而孔子那番讨论，「故卫人之祔也，离之，有以闲焉。鲁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从鲁」，就在宣扬儒家礼要合乎仁合乎情的学说。例（3）突出了孔子在中都宰任上的成就斐然，也由此宣扬了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例（5）鲁桓厘庙燔一事，孔子与陈侯的对话，仍是称道孔子「圣人之可贵」，最后孔子说「君之知之，可矣，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也仍是宣扬儒家的道德教化。
不过，上面更多是推论，如果（1）（3）（5）几个例子都是事实，那么《家语》只是将之如实记录，也不能由此推定《家语》的立场是维护孔子的崇高形象和宣扬儒家学说。但是通过《世家》与《家语》的文本比较阅读，我们可以发现更有力的证据。
尽管很多时候《家语》比《世家》记录更详细，但是《世家》记载不少关于孔子的事迹，《家语》中竟没有，而这些事迹基本上都是对孔子的批评。举数例如下：
（7）《世家》中晏婴对孔子有很尖刻的批评。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这段对儒者的批评，很多言辞与《太史公自序》中所引述司马谈《六家要旨》重合，可以视为司马迁著书时对儒者的不足之处的总结。而这段批评《家语》不载。相反《家语》中是孔子评论晏婴，并且是正面评价：「晏子于君为忠臣，于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似乎孔子与晏婴关系相当和谐。
（8）「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 哉，焉能系而不食？ 』」《世家》此段，子路对孔子有所批评，《家语》没有。
（9）「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此段描述孔子郁郁不得志的心态，《世家》有，《家语》没有。
（10）「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 『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 』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段长沮桀溺对孔子和儒者的价值观的质疑，《世家》有，《家语》没有。
（11）「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这段也是对孔子和儒者的批评，也是《世家》有，《家语》没有。
（12）「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这段是楚狂接舆对孔子直接的嘲笑，《世家》有，《家语》没有。
从以上数例，都是《世家》所载批评孔子的言论，而《家语》都没有。 《家语》既然以孔子为中心人物，既然对很多材料都言尽其祥不加删减，为何却没有记载这些材料？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数例除了见于《史记》，也都见于《论语》，《家语》作者对它们一无所知几乎不可能，因而有很大把握可以认为，《家语》有意把它们排除了。而《家语》所排除的这些材料，又都是对孔子和儒者有所批评的言论，则《家语》维护孔子的崇高形象和儒家的学说的立场，就很清楚了。
此外，《家语》渲染孔子的崇高形象，有一些小细节也可见一二：
（13）《世家》：「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家语·观周》：「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 盖三千焉。」对观周之后孔子影响力的描述，《家语》的「盖三千焉」显然比《世家》的「弟子稍益进焉」程度要大得多。
（14）《世家》：「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 『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家语》的对应段落中冉有对孔子的评价则是：「即学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圣，无不该，文武并用兼通。求也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世家》中冉有对孔子的评价是比较实在的称赞，讲述孔子思想（「用之有名」）、肯定孔子的价值信念（「质诸鬼神而无憾」）等；而《家语》则是不加克制的溢美之词：「大圣」、「无不该」、「文武并用兼通」。
所以我们能看出，《家语》确实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孔子的崇高形象。根据上面的推论，这是和《家语》维护和宣扬儒家学派伦理道德的立场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从上面给出的材料来看，司马迁对于孔子，记录了他的功绩和对他的批评，作为一个史家，可以说尽到了忠实记录孔子事迹并判断孔子历史地位的责任。但是，司马迁主观感情上对于孔子，似乎还有别的感受。仍回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在这里，司马迁非常明确地表示，把自己当做周公和孔子承续华夏文明的事业的继承人，虽自称「小子」，其实在历史地位上已把自己与周公孔子同列。既然是统一事业的继承人，司马迁对孔子，可能对他宣扬的儒家学说不一定完全赞同，但对他孜孜不倦的努力，终其一生没有放弃的理想追求，就自然有一种个人的同情和理解。
而司马迁如实记载那些批评孔子嘲笑孔子的言论，固然有作为史家应有公允的原因，同时也浸透了司马迁自己的理解和同情。 《太史公自序》讲到作《史记》之缘起，一方面是从父亲司马谈继承下来的承续华夏文明的历史担当，另一方面，还有个人的受辱和发奋：「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自己也有受辱的切身经历，他理解凡有大志者难免「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孔子厄陈蔡，作春秋」正是他理解的对象之一。因而描写孔子的逆境，司马迁很可能会把自己投入孔子的境地，文字间透出壮志难酬的悲慨。这可以说是司马迁与孔子之间的共鸣。因而，《世家》文本有着《家语》难以比拟的感染力。
概括而言之，一方面，司马迁以史家的视角，只把孔子当做数千年来文明长河中的一环，当然是标志性的意义重大的一环；因而，《孔子世家》在选择史料方面会有所取舍，在简繁处理方面会仔细斟酌，为的是集中呈现孔子最重要的境遇和言行，表现孔子个人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司马迁基于个人理想和境遇，对孔子本人有一种同情和理解，所以即使单纯记录事实，整篇传记也已渗透了司马迁对孔子的同情理解，有血有肉，显得感情充沛，文字之间透出的那种崇高的历史感让人怀想不已。相比之下，《孔子家语》完全是为了表现孔子一个人，为的更多是保留孔子可以供后人瞻仰的事迹，所以事无巨细基本都记载，对材料没有文学性的取舍删减。而对一些批评孔子的言论则没有记载，很可能是出于塑造孔子道德完美形象，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立场。 《家语》只有学派伦理的立场，而无史家纵览历史的宏阔眼界和感情充沛的厚重的历史感，所以《家语》文本即使经常有洋洋洒洒的大段言论，但启发性和感染力比不上《世家》。 《家语》最大的价值，应该是提供了很多其他史籍遗漏或舍去的孔子的言论和事迹。简言之，司马迁的立场是史家的个人的立场，而《孔子家语》作者的立场，是儒家学派的立场。 《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诸多的文本差异，深层原因就在于此立场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