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历史图像与灵心善感——以《资治通鉴》征伐匈奴远通西域事为例

男孩一般是很喜欢历史的。仍记得初中时每次发课本，一口气看完的第一本书必是历史书。男孩喜欢历史，不外乎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当然这时还很少分清史实与虚构，如《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只是单纯地为那些鲜活的故事和人物所吸引。后来，渐觉历史课本无趣了，原来我们的历史教育是政治教育，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维护当今政权合理性的历史解释。原本鲜活的情节被充斥在文本间的种种干瘪的概念和主义所替代。那么，问题出在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教化么？假如我们抽离政治教化的成分，留下那种将各种抽象概念整合在一起，如同定量分析一般的历史分析，又如何呢？仍让人感觉少了点什么。缺的是什么呢？

经过对《资治通鉴》的短暂学习，再回过头去看，原来缺少的正是最初抓住人心的鲜活的历史情节和人物，以及与此相关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不妨都称为「历史图像」。概念性的历史分析诉诸理性，而历史图像往往诉诸感性。历史图像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能抓住人心，还因为它是每个读史之人构筑整体历史图景的原材料。历史解释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坚实可靠。信息爆炸时代提供给我们的往往是各种关于已有历史的解说，在历史图像方面却营养匮乏，而《资治通鉴》这样的古典文本则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历史图像，如同闪烁繁星缀满天幕。同时作为成文史籍，这些图像并非零散罗列，而已经由写史者构筑成为完整的历史图景，如同众星连结成星座。

我们以《资治通鉴》中征伐匈奴远通西域事为例，一窥这历史图景之一斑。首先，就像戏子登台需要一个舞台背景，史书先为即将登场的人物和即将发生的事件铺设好背景。《资治通鉴》颇重人事，背景描画似乎总不似《史记》那般在开篇直接交代，而是以人物言论出之。文帝时晁错上言兵事，分析「匈奴长技三」时，已将匈奴的生活环境、军事背景作了简要勾勒：「上下山陂，出入溪涧」，「险道倾仄，且骑且射」。正如张元老师所提醒的，在匈奴人的生活图景中，「山」是重要的一个要素。这山陂、溪涧、险道，加上茫茫大漠，正是汉朝将士与匈奴人大战的疆场。而西域诸国风俗，则是通过张骞在自月氏还之后，向武帝的描绘中展现的。张骞通西域在文本中仅寥寥几笔，而他所走过的疆域，在这番描述中已然形象饱满。

舞台铺设完毕，于是人物登场。描画人物，大段的言论记载气势压人，而更使人眼前一亮久久难忘的，往往是寥寥数笔的小细节。写金日磾事，「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则不敢。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异而问之，具以本状对」。这样就把一个英武而神采过人的八尺男儿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武帝一见即「异而问之」，千载之下，王夫之写《读通鉴论》还为这「目不窃视」的一幕怀想不已：「神气之间，有不言而相喻者在也……岂必待言而后相知哉」。显然，王夫之是先存有金日磾的形象于己胸，而后发此议论的。不仅是诉诸理性的思辨，更是来自感性的体悟。「神气之间，有不言而相喻者在也」，王夫之在这里已不只是冷眼的旁观者，而似乎把自己置身于历史情境中，体会古人的心境。所谓「神入」，所谓「灵心善感」，核心正在于此。

因而历史图像的意义，在于搭建起整体的历史图景，更进一步为「灵心善感」提供了情境。没有可以诉诸感性的历史图景而空有一堆概念和逻辑，「灵心善感」则无从谈起。在这里，历史图像虽仍诉诸理性，但比起孩童时痴醉于人物情节的历史图像又有不同，因为它不止于获得享受，而已积淀了「灵心善感」的史学智慧。何兆武在《历史与历史学》一书的自序中说，历史学比科学少了点什么，又多了点什么。所多的那点东西，是一种贯彻始终的人文价值和理想，这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性的。而所谓「神入」和「灵心善感」正是人文关怀在历史学上的一种很好的体现。存具体的历史情境于心，设身处地，体会古人之所感，不以今人之是非而论古人之是非。如此，可领略到江山如画人物竞逐的鲜活历史，感受到青史留名的人物的风姿气度和人格力量。文艺地讲，为自己平添了另外一段生活经历，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如此，对古人所作评判才能公允。所谓「知人论世」，人永远处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受其制约，必基于这情景才能对人作有价值的评判。这不只是方法论，而已涉及人文价值的层面。它体现的是我们怎样看待古人。灵心善感，是对古人的尊重：把他们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体，而非可以任由我们套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去涂抹的木偶。

那么，历史学的灵心善感的价值就不局限于历史学。我们如何看待古人和往事，与我们如何看待今人今事相通。对古人的「灵心善感」，作用于今人也一样，把人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体，并予以尊重。何兆武在上述自序中又说：历史学家对往事的理解，其深度和广度大抵上就要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了。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历史学上灵心善感的训练，亦不妨作为培养人文关怀精神的训练。历史学的灵心善感即是待人处事的灵心善感。为学态度即是人生态度。